“在中国打官司难，打环保官司更难，一个农民要打环保官司是难上加难。”俞明达说，总结个人的经历，要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真是太难了。

当俞明达最初起诉时，一些养殖场的代表都跟他说:“俞老师，你打吧，你打赢了我们跟上来。”谁知道这官司一打就是14年才赢呢？

官司终于胜诉后，俞明达咨询法律专家后得到的回答是，那些养殖场主的诉讼时效已过，更何况当时的数据、证据也都无从寻找。

污染索赔到底难在哪儿？俞明达说，其中既有司法的问题，也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，还有严重的地方保护问题。

俞明达说，只要污染是事实，并且发生了损害，不管你排放是否超标，法律就得明确“谁污染谁赔偿”。

俞明达强调说，法律一定要把这一点写得明明白白的，不能有一点含糊，不能让污染企业有一点可开脱和逃避的地方。

“能不能不用全都通过诉讼？能不能多用行政调解解决问题？”俞明达建议在环境损害赔偿处理中给行政执法部门更大的权力。

他说，诉讼的成本太高，农民也怕打官司。如果法律规定清楚了，标准确定了，环境执法更严格了，只要污染是事实，损害是事实，行政部门就按法律、法规和标准进行行政调解。这样，农民才能更容易地获得公正的赔偿。

 (案情简介:自1994年4月起，俞明达发现饲养的美国青蛙蝌蚪开始死亡，到当年9月绝大部分死亡。俞明达认为，蝌蚪死亡是由于位于其取水河道上游的5家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染造成的。

经过了14年漫漫诉讼路，经过了两级检察院的抗诉、四级法院的4次审理，2009年4月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对俞明达污染赔偿案做出终审判决，5家企业共赔偿俞明达93万余元。)